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东西部结对关系不能再简单理解为东部帮西部，而应转向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区域伙伴关系。

　　199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东西部扶贫协作正式拉开序幕，一场“强带弱”共谋发展、“东与西”携手共进的协作由此开启。近日，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30年来，东西部协作何以历久弥新？东部与西部如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未来，东西部协作如何拓展领域？本期《对话》邀请黄承伟、张琦两位专家，以及在地方从事相关工作的王再华、张集智展开交流讨论。

不同阶段抓不同重点，不同地区走不同路径，不搞“一把尺子量到底”

　　主持人：从一项“先富带后富”的具体扶贫政策，到如今我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东西部协作经历了怎样的演进历程？

　　张琦：从发展脉络看，东西部协作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年至2000年的初步探索期。东西部扶贫协作正式建立，主要通过资金援助、项目支持、劳务输出等方式，帮助西部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改善基础条件。这个阶段重点是把“先富带后富”的稳定结对关系建立起来。第二阶段是2001年至2015年的调整深化期。协作内容从单一资金帮扶，逐步拓展到产业、就业、教育、医疗、人才等领域。协作主体也从政府主导，扩展到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绩效考评机制逐步建立。这个阶段开始从“输血式帮扶”向多元化、制度化帮扶转变。第三阶段是2016年至2020年的提档优化期。服务脱贫攻坚成为核心任务，结对关系从省级进一步下沉到市县、乡村和具体单位，形成资金支持、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消费帮扶、社会参与等“六位一体”政策体系，并纳入脱贫攻坚考核。这个阶段突出的是精准帮扶、精准落实。第四阶段是2021年至今的扩展升级期。“东西部扶贫协作”拓展为“东西部协作”，工作重心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促进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东西部协作已经从阶段性扶贫政策转变为常态化区域协作制度，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黄承伟：东西部协作30年实践取得的巨大成果，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在其演进历程中，有几个标志性事件值得关注。

　　一是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福建和宁夏确定了结对帮扶关系，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可以说，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

　　二是2016年7月，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在宁夏银川召开。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可以说，“大战略”“大布局”“大举措”进一步明确了东西部协作的战略定位。

　　三是2021年4月，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

　　四是2026年6月，在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主持人：历经三十载，东西部协作何以历久弥新，不断与时俱进？其中蕴含着哪些制度设计和实践智慧？

　　黄承伟：东西部协作能够坚持30年并取得重要成效，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从1996年开始，在不同阶段、不同文件中，党中央都把东西部协作作为一项重要举措。以闽宁协作为例，过去30年间，两省区每年轮流举行一次联席会议，依托顶层设计保障协作稳步推进。第二，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东部在协作中向西部地区输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破除了欠发达地区要以牺牲生态换取经济增速的传统发展思维，更扭转了产业转移必然等同于高污染企业转移的认知。第三，是始终注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作力量进入民族地区时，充分尊重地方传统和民族特性，在思想观念、文化风俗、生活方式上深度融合。

　　张琦：东西部协作能够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形成了一套能够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自我更新的制度体系。首先，根本源泉在于党的全面领导和国家战略的连续性。30年来，东西部协作始终服务于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一大方向，从扶贫开发到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目标在变，先富带后富、共同发展的初心没有变。

　　其次，关键原因在于制度设计越来越成熟。东西部协作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通过党政主要领导推动、联席会议协商、双向考核评价等机制，把跨区域协作从一般性号召变成了有责任、有任务、有考核、有反馈的闭环治理。

　　再次，生命力来自“输血”向“造血”的转变。早期更多是资金、项目帮扶，后逐步拓展到产业协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消费帮扶和社会参与，使协作不再是单向支援，而是双向赋能。

　　最后，重要智慧在于因时因地精准施策。不同阶段抓不同重点，不同地区走不同路径，不搞“一把尺子量到底”。这正是东西部协作能够不断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释放新效能的根本所在。

“协作”中带有一定政府义务，体现出东部对西部发展的支援与帮扶

　　主持人：从扶贫解困到共谋发展，东西部协作不是无条件、单方面的“输血”式支援，而在于提升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互利互惠。请您谈一谈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协作”是如何实现的？

　　黄承伟：首先，要把握好双向受益的核心原则。与更加强调平等与共赢的“合作”不同，“协作”中带有一定政府义务，体现出东部对西部发展的支援与帮扶。因此，在协作中要把握好度，在发展前期以“帮”为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以双方共同产生效益为导向，开展平等、可持续的协作。

　　其次，要注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联动。东西部协作是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创造环境，来统一引导和动员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协作，而非完全的市场行为。也正因如此，东西部协作才能既始终保持有方向性的、带有帮扶性质的“先富带后富”，又能够充分考虑双方的发展需求和利益诉求，实现互利互惠。

　　再次，要突出以帮扶困难群体为目标的导向。从脱贫攻坚时期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到过渡期以后的东西部协作，突出功能之一都是要帮助困难群体更好发展，这也是东西部协作的特性之一。在新阶段，如何继续保持这样的特性值得进一步探索。

　　王再华：以粤黔协作为例，一是推动“黔货出山”。立足稳产保供，帮助贵州认定482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帮助认证“圳品”65个，持续协作做强贵州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培育帮扶品牌，成功打造“黔货出山·八仙过海”“黔菜广进”“百万老广游贵州”等系列消费帮扶品牌，“粤黔协作‘数商兴农’，务川‘村抖’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消费帮扶案例被全国推广。二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粤黔协作共建4条乡村振兴特色带的基础上，协作打造16条省级乡村农文旅路线、60个农文旅特色乡村。打造“贵州村马”IP品牌，探索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三是提升劳务协作质量。开展“订单班”培养，组织广东123家企业、60所职业院校与贵州86所职业（技工）院校建立长效合作关系，2025年培养学生7834人，其中脱贫家庭学生占比30%，总体就业率超90%。共建农村劳动力稳岗就业基地，建设完善驻粤劳务协作站，推行“就业直通车”服务，统筹春运返岗调度，协调开通返岗专车、专列、专机。

　　张集智：在协作中，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务实措施，不断提升内生发展动力。一是推动市场销售更加自主。从被动适配湾区标准到参与制定、共建认证体系，在新茶饮、肉牛、蛋鸡等种植和养殖上探索标准自主。建设“贵粤荟”平台、电商云仓等，依托直播带货、线上专区、线下专馆等，摆脱被动接单的路径依赖。携手培育“镇宁蜂糖李”“贵州黄牛”“梵净抹茶”“大方天麻”“湄潭翠芽”等农产品“金字招牌”。二是促进就业更高质量。深入开展校企对接，举办“协作促就业·技能创品牌”粤黔协作帮扶促就业现场对接活动。创新构建“长工+短工”双轨供给体系，与百余家企业签订订单协议，实现60%学员定向就业。三是助力“贵品”出山入海。全力搭建现代流通体系，建成“1+8+60”黔货云仓，即1个省级中心仓、8个市（州）枢纽仓、60个县级节点仓。建立稳定购销关系，在全省范围内梳理466家优质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重点推荐27家企业作为粤黔产销对接核心对象。“十四五”期间，广东帮助采购或销售贵州农特产品1018亿元。

　　主持人：当前，我国一些关键产业、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在东部沿海，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仍然不足。在推动国内产业有序梯度转移、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中，东西部协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张琦：东西部协作在推动产业转移过程中，要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东部资本、市场、技术优势与中西部资源、土地、劳动力、能源优势深度耦合。第一，要把产业转移建立在比较优势和产业链分工基础上。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绿色能源配套产业，可以更多向中西部有序布局，形成“东部总部+西部基地”“东部研发+西部制造”“东部市场+西部产品”的协作模式。第二，科学利用园区共建和“飞地经济”协作模式提升西部地区承接能力。依托共建产业园区、科创飞地、产业链招商等方式，把东部的管理经验、技术体系和市场网络嵌入中西部园区建设中，从而避免零散承接、低端承接。第三，要更加重视绿色化、数字化的产业协作。在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东部应用+西部算力”“东部技术+西部能源”等模式，可以把西部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而不是简单承接传统产能。

　　王再华：粤黔两省创新形成“4+”协作模式，构建起跨区域产业发展新格局。一是“广东企业+贵州资源”，引导广东龙头企业利用资本、技术、渠道优势，助力贵州资源优势转化。如2023年打造的六盘水水城铝产业集群，借力贵州铝材资源优势，全产业链招引20家广东铝产业企业。二是“广东研发+贵州制造”，输出广东科创、管理、品牌优势资源，赋能贵州制造业升级。如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与贵州遵义市湄潭县共建新茶饮原料研发中心，引入珠海专家团队，夏秋茶加工转化率提升至82%，并申请多项发明专利。三是“广东总部+贵州基地”，引导广东企业将生产基地、加工环节转移至贵州，形成“总部在粤、基地在黔”的跨区域产业链布局。如广东深圳巴斯巴科技集团在贵州遵义建立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负责压铸车间生产，总部在深圳进行市场开拓和品牌运营；华为、腾讯等广东头部企业利用贵州的气候和电力优势建设数据中心。四是“广东市场+贵州产品”，立足广东庞大的消费市场、完善的商贸流通体系和大湾区对外开放枢纽优势，建设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协作双方在大湾区主要城市常态化举办农特产品推介展销会。

　　张集智：我们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主动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一是提升产业“造血”能力，筑牢发展根基。聚焦“土特产”升级。每年投入不低于55%的协作资金用于产业帮扶，逐步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全链条升级发展。如引入全球知名羽毛球品牌“亚狮龙”，与贵州锦屏县鹅产业融合发展，建成羽毛球加工厂，世界每10个羽毛球就有1个来自锦屏；培育贵州贵茶（集团）有限公司等精深加工企业，铜仁抹茶产量稳居世界第二，贵州春水堂茶业有限公司链接全国超百家新茶饮品牌、十万余家门店。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持续协作共建产业园，吸纳4.58万名农村劳动力长期稳定就业，总产值达755亿元。如正安吉他产业集群年销售吉他超270万把，占全国产量的1/5、全球的1/7。

　　二是加强人才培养，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过渡期以来，广东先后向贵州省选派442名党政挂职干部、1.01万名专技人才开展帮扶，培训干部人才118.7万余人次；接受贵州1961名党政干部、1.35万名专技人才交流学习。2025年，贵州首次在广东成立东西部协作前方管理工作组，加强黔籍挂职（跟岗）干部日常管理，统筹广东省各对口帮扶城市的信息、资源，形成工作合力。

让农民深度参与产业协作并共享增值收益

　　主持人：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拓展东西部协作领域”。东西部协作如何拓展领域？有哪些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

　　黄承伟：首先，要立足长远布局。拓展协作领域不等于将精力全部用于挖掘新领域，也包含了如何促进当前已落地开展的协作领域转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此外，要聚焦数字化应用等新技术、新场景，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促进协作向新的领域拓展。

　　其次，要强调系统集成。一方面，要注重培养懂技术、会应用的人才队伍，配套管理制度和长效机制，高效利用已建成的资产。另一方面，要兼顾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素质提升，实现“见物更见人”。从东部地区的先进经验看，带动农民素质提升难以通过短期攻坚实现，必须久久为功、持续推进。

　　张琦：拓展东西部协作领域的关键是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战略共赢的转变，具体落脚在市场共建、技能共育、产业共兴三个维度。促消费，重在从“卖产品”转向“建市场生态”。过去协作多聚焦采购，如今重点要帮助西部地区嵌入全国大市场，创新方向在于流通体系重塑与品牌价值跃升。促就业，重在从“送岗位”转向“育人力资本”。一方面，打造“订单式”培养和特色劳务品牌，推动劳动力向技能人才转化；另一方面，引导东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有序西移，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促农文旅融合，重在从“卖特产”转向“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需借鉴东部资本运营经验，以“全域规划、链式开发”思路，打造农文旅融合的消费场景闭环。闽宁“山海情”文旅品牌、盐池滩羊电商文化旅游节等做法，都是将农产品、乡村景观和文化IP转化为消费场景。

　　王再华：广东在探索拓展协作领域中形成了一些特色和亮点。一是引入“四个共享”机制。粤桂协作创新打造研发、生产、销售、仓储物流“四个共享”机制，首创“陈皮+星油藤”健康产业协作，助力陈皮全产业链产值达283亿元，带动1万余农户增收，户均最高增收4万元。二是推动“媒体+东西部协作”。广东羊城晚报助力贵州遵义市湄潭县探索“媒体+产业+文化”模式，围绕湄潭60万亩生态茶园，融合长征精神与浙大西迁“文军长征”的文化根脉，打造“中国茶海·贵州湄潭云贵川微短剧创研合作区”。三是开展“人工智能+东西部协作”试点。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人工智能养殖系统使香猪养殖成本直降15%，年产值突破3.3亿元；在贵州毕节，人工智能路径规划让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超56%。

　　主持人：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实现共同富裕，是东西部面临的共性考题。这对东西部结对关系的优化有何启示？

　　张琦：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东西部结对关系不能再简单理解为东部帮西部，而应转向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区域伙伴关系。

　　首先，结对关系要更加动态精准。既要坚持强帮弱，也要看产业结构是否互补、地理联系是否便利、发展需求是否匹配。还应根据生态脆弱型、产业薄弱型、基础完善型、原深度贫困地区等不同类型，实行分类结对。

　　其次，要把协作收益嵌入具体制度和项目中。产业协作方面，可对共建产业园区、“飞地经济”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实行结对市县协商分成；生态协作方面，可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碳汇交易纳入协作，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技术协作方面，可推行技术入股、收益分成。同时，要完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机制，通过务工就业、土地流转、入股分红、订单生产等方式，让农民深度参与产业协作并共享增值收益。

　　王再华：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广东将立足现有县级结对基础，与协作地区一起推动更多共建共享成果落地。

　　在构建区域利益共享机制上，发挥好广西、贵州优质农产品优势，为大湾区“菜篮子”“果盘子”“茶罐子”稳价保供提供支撑。用好广西、贵州劳动力资源，抓好技术培训，为制造业大省提供高质量技术工人。携手广西、贵州共同提升特色产业，通过“订单农业”等模式，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乡村、分给农民。共建产业园区，协作打造产业集群，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共享共建。探索推动共建园区税收分成、GDP统计共享机制，完善多元利益分配体系。

　　主持人：三十载携手同心，东西部协作的机制更加完善，领域不断拓展。东部的先进理念、技术标准、市场渠道等落地西部生产一线，与当地优势资源、人力资本、开放空间深度融合。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这场跨越时空的协作已由“先富带后富”转向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续写东西部协作的新篇章，要以东部所长解决西部发展转型之困，让东部所需打开西部价值增长空间，继续促进东西部之间产业有序转移、要素顺畅流动、成果共建共享，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强大势能。感谢四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带来精彩观点！

数说东西部协作成效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

　　◎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

　　◎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

　　◎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