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三年前的那个春夏之交，史常峰至今仍心有余悸。

史常峰是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阔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十年前，他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800余亩地，轮作种植小麦和玉米。2022年5月，到了灌浆期的麦田本应是一片青绿，但史常峰却发现，绿色的麦地里零散分布着不少白穗，拔出白穗茎秆基部已经腐烂。

用药也救不了的麦子

“我判断小麦感染了茎基腐病，不过因为前些年也会零星发病，用种衣剂处理就能压下去，所以我没有特别紧张，当时觉得能扛过去。”史常峰回忆。现在想来，他还是大意了。那几年，药量越用越多，成本越攀越高，可防效却不怎么理想，一切早已埋下隐患。

小麦茎基腐病是一种世界性土传病害，被称为小麦的“癌症”。病菌主要侵染小麦基部1~2节叶鞘和茎秆，造成茎秆枯死或白穗，一般减产5%~10％，严重时可达50％以上，甚至绝收。

这种病在全球多个小麦主产区均有发生，我国则是近十年来才出现。2012年，河南省焦作市首次发现病例，随后不断扩散蔓延。当前，我国小麦茎基腐病年发生面积达5000万亩，尤以黄淮海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区为重，正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小麦稳产的重要隐患。

史常峰记得，那年5月，气温比往年要高上一些，还下了几场雨。高温加潮湿的气候环境成为了病菌的温床，最终让麦田里的病害大面积爆发。不少麦子茎秆干枯折断，麦穗发白枯死，他的农场亩产从往年的千余斤跌到了700斤出头。

“我真是急疯了，眼睁睁看着麦子死掉，就是没办法。”史常峰说，那年是他种地十多年来最难熬的一季。

为了帮助小麦“抗癌”，史常峰开始到处打听防控小麦茎基腐病的方法。在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的推荐下，他找到了同是平乡人的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究所植保专家董志平研究员。

找到病根的人

“小麦茎基腐病和二点委夜蛾一样，都是耕作制度变化带来的重大新病害，农田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发病的主要原因。”董志平说。

董志平和她的团队20多年来持续关注农作物病虫害问题和防控遇到的新挑战。多年前，她率先发现并系统研究了夏玉米的重大新害虫——二点委夜蛾，提出用生态调控的方式在源头上控制虫源，为夏玉米的生产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小麦茎基腐病则是这类生态病虫害中的又一个“顽疾”。董志平介绍，病菌在小麦播种时主要侵染根茎结合部位，这里是小麦水分和养分输送的关键通道，一旦感染，便会造成死苗、死茎、白穗，严重影响产量。

“我们在试验中还发现，小麦播种层及其以上土壤中的病原菌能够有效侵染发病，而播种层以下的病菌却难以成害。”董志平说。基于这些发现，她带领团队提出了“深翻调控”的生态防控技术——在玉米收获后进行25~30厘米的深翻处理，将病原菌压入播种层以下，从而削减有效侵染的菌源基数。

当焦心的史常峰在2022年夏天找到董志平时，这项技术已在邢台宁晋、衡水冀州的三个试验基地示范应用了两年，初见成效。“可以试一试”，她说。就这样，阔叶家庭农场的800亩麦田，成了这项生态防控技术在平乡县的首个落地试验点。

麦子有救了！

在随后的两年里，董志平团队以“深翻+种子处理”为主要措施，在阔野家庭农场持续推进试验，示范面积从最初的140亩扩大到全部800亩。

去年5月，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北省植保植检站等单位的专家组来到农场观摩不同试验处理的防控效果。结果显示，常规旋耕区小麦茎基腐病发生严重，病茎率达到72.6%；而小麦或玉米收获后深翻处理，防效可达六成以上，“深翻+种子处理”组合对重病区的防控效果更为显著，可以达到80%以上。

距离完全控制病情还有多远？

麦子活过来了，史常峰终于松了口气，但他心里仍有一个疑问：这种方法是否真能持久？

毕竟，当初使用药剂也一度有效，只是几年下来，病菌产生抗性、用药量逐年增加，成本也越来越高。深翻看似不再完全依赖药剂，但对农机要求高，操作起来也不轻松。更重要的是，如果年年深翻，会不会把压入深层的病原菌重新带回表层，再次引发病害？

“我们对技术有信心，但也要用试验结果来说话。”董志平说。

深秋时节，新一轮试验在农场启动。这一次，团队设置了两块试验区，一块用于观察连续多年深翻后小麦的病情是否反复，另一块则看深翻搭配四种不同的种子处理药剂，防效存在何种差异。

转眼已是麦田灌浆关键期。5月20日这天，平乡县的气温飙升至38℃，烈日炙烤着麦田。董志平和一众专家再次来到田间，对第三年连片应用的效果进行检测——对照地与试验地白穗差异肉眼可见，选点、采集、测算之后，一系列数据给出了明确回答——连续1年深翻区防效为87.32%；连续2年深翻区防效为97.12%；深翻搭配四种药剂种子处理后的防效均在80%以上，最高可达93.10%。

“病情未见反复，防效比往年更为理想。可见，在小麦—玉米一年两熟区，玉米收获后开展深翻处理，能有效控制小麦茎基腐病的发生；在重病地块，采用‘深翻+种子处理’综合措施，能进一步提升防控效果，控制小麦茎基腐病的严重发生。”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原所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周雪平在检测现场表示。

再次接受采访时，史常峰的脸上多了几分轻松与笃定。“效果一年比一年好！今年技术措施到位，水肥也跟上了，我这边的产量在县里的农场算是靠前的。去年第一年普遍应用亩产恢复到1100斤，今年估计亩产能到1200斤以上。”聊到未来，他没多想就回答：“肯定还得跟着董老师的技术继续走。”

不过，这场“硬仗”刚露曙光，新的“麻烦”又来了。随着深翻技术在当地推广开来，越来越多的农场开始采用，深翻农机也紧俏了起来。“县里的大机子不够用，每年都得排队等，等两三天算快的，这两年我都等了一星期以上。”史常峰无奈地说。

史常峰向大家展示自家种的麦子。在采用了“深翻调控”生态防控技术后，小麦茎基腐病得到控制，他估计今年亩产能到1200斤以上。

“病情”稳住了，产量上来了，技术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但从试验田走向大面积应用，从“可行”走向“可持续”，深翻农机的保障问题，或许将是下一个更为现实的考题。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