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进行系统部署。近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的第60期农“经”观察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基层代表聚焦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围绕农村养老、教育、医疗等核心话题展开交流研讨。

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生活在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有约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3.81%，比城镇高7.99个百分点，农村养老需求日益突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互助型养老要求，2020—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发展农村互助型养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鼓励开展村级互助型养老服务。

农村互助养老具备成本低、针对性强、社会融合性强的独特优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向阳曾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北京、广东、四川的四个村庄开展实地调研，并对其互助养老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从各地的探索看，互助养老取得了明显效果。很多农村老人获得互助养老服务后，能够实现对其日常生活的掌握，解决了子女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和谐和乡村共同体意识的提升。”周向阳介绍，但从总体看，互助养老在服务覆盖面、可持续性、跨部门统筹协调、经费支持以及服务标准与管理体系等方面还面临一些共同困境。

对此，周向阳提出优化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策略：要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发挥村“两委”干部和党员作用；探索互助养老与市场化结合，采用免费与收费服务相结合的方式，补贴服务费用；推动跨部门联合协作，明确各部门职责，并联合乡镇政府实施；加快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支持养老；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标准与管理体系，加强服务人员技能培训。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发展农村互助养老要重点思考运营效率和可持续性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指出，目前标准化的政策帮扶落实到农村现实可能存在一些差距，老年食堂应根据老年人实际需求调整服务，比如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等。政府购买服务应侧重于切实减轻家庭成员照顾失能老人的负担。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棉一村村书记黄润财分享了来自基层的做法：“我们村的长者食堂聘请了60-70岁的老人到此再就业。许多老人喜欢自己种菜或者养家禽，他们可以拿着肉、菜、蛋来村里的食堂交易，获得餐费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合成指出，目前农村养老仍偏好家庭赡养，社会应重视和宣扬那些积极承担赡养责任子女的优秀事迹，强化家庭养老的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谭秋成认为，当前农村互助养老不易发生，一方面是社区文化建设不足，缺乏共同价值导向和互帮互助氛围。另一方面是传统“孝”文化规范的缺失，他也建议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作用，利用传统资源，建立激励措施鼓励子女承担养老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吴宏耀强调，农村养老要明确家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化机构、政府和社会等主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改进农村养老服务要重视家庭养老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引入市场化机制和运营主体，通过市场化运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国家要在提升农村基本养老金、帮扶失能独居老人方面持续政策供给。

优化农村教育服务保障体系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强“一老一小”的服务供给，提升农村教育水平，这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

2025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最后一年。脱贫地区教育帮扶的现状和未来，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农村教育发展的情况和今后政策需要倾斜和投入的重点。基于此，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万君聚焦欠发达地区乡村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发展策略，指出过渡期教育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脱贫地区教育仍面临经费和设施保障不足，教师队伍存在结构性矛盾等实际困难。

万君认为，过渡期后教育帮扶的主要任务是，健全完善教育帮扶可持续投入机制，改进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设施条件，着力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教学水平，着力提升职业教育实用性和针对性，拓展创新教育帮扶形式和内容。

从政策优化的角度，他建议可以延续和优化现有政策、试点延长公费教育年限、调整学校建设政策、建立教师流动机制、提升县域职业教育水平、优化高校帮扶和招生政策、加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和美育工作等，全面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

不仅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学校普遍面临生源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我们村仅有一所的小学，近三年来招生情况是；2022年招收45人，2023年招收39人，2024年只招收了24人，其中大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乡村党总支书记王国良坦言，“有能力、年轻的老师在农村教学几年都想方设法进城。”

近年来，城乡教育的总体差距不断缩小。吴宏耀指出，当前农村学前教育阶段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和师资培养。义务教育阶段重点要解决结构问题，强化寄宿制学校建设，提升其安全和教学水平。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高中，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固有观念。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方向需要明确是保障服务的对象，是保障服务的供给方，还是保障服务的需求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公共资金使用的效能。”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刘钧提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整体提高还需要各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不断提升乡村医疗服务能力

提升乡村医疗服务能力，是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关键一环。自启动新一轮医改以来，我国围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出台了诸多政策，强调“强基层”，为乡村医疗卫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李瑞锋介绍，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两大战略的交汇点。当前我国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

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距离党中央部署要求和人民群众期盼还有不小差距。李瑞锋认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机构数量减少，乡村医生数量减少、年龄结构老化、城镇化趋势影响等因素，导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疗服务能力相对弱化，虽然纵向来看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与城市公立医院的发展相比，其相对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偏弱甚至下降，乡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还存在政策协调性、适宜性不足等情况。

张合成提到，农民反映医疗报销比例在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差异较大，进城看病报销比例较低，导致医疗支出负担较重。分级诊疗引导机制不应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关部门应重视并解决这一问题。

从基层实际情况看，乡村医生队伍普遍存在年龄结构老化、学历偏低、后继乏人、引留困难等问题，这也是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卫健局局长刘炯的切身感受。他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村医退出机制，实施订单式培养本地户籍医学毕业生，给予大学生村医单独编制，加大对县、乡、村医疗机构的资金支持。

“农村医疗的布局，不再强调机构全覆盖，而是服务全覆盖。”吴宏耀认为，可以通过巡回医疗、派驻制等方式满足村民医疗需求。同时，要解决医共体建设中资源向上集中的问题，强化县城医疗服务功能，提高县城医疗服务水平。

此外，朱启臻呼吁，发挥远程诊断技术优势，减少老年人进城看病的不便，同时注重保护乡村民间医生，发挥其在农村医疗中的作用，切实满足农民实际的就医需求。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要考虑非竞争性、非均衡性、非排他性、非异域性以及多样性等共性特征，还要考虑农村地区面临的空间分散、需求差异、人口外流等方面实际情况，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永江强调。他认为，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要建立完善协同机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资金保障和人才培养力度，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服务质效，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评价机制。

张合成总结说，精准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要重点理解乡村公共服务便利度内涵，优先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以农民支出负担为判断标准，遵循农村传统规律，才能为农民的幸福生活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作者：周向阳 蔡孟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彦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