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张园园 崔傲然
核心提示
　　为进一步明确兽用抗菌药减量路径，助推畜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基于山东省702家生猪养殖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损害控制模型测度兽用抗菌药的最优使用量，并进一步分析当前生猪养殖过程中兽用抗菌药的用药种类和用药结构，提出兽用抗菌药的有序减量路径。
　　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围绕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谋篇布局，“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也被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兽用抗菌药主要由抗生素和人工合成抗菌药组成，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细菌性疾病，是畜禽养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在兽用抗菌药减量上形成强烈共识，对兽用抗菌药减量的复杂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挖掘和检验，并开始了减量实现方式的探索性研究，为兽用抗菌药减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但是对于兽用抗菌药减量标准测算和减量实现路径的研究严重不足，难以引导广大畜禽养殖主体的有效参与，成为制约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的瓶颈因素。
　　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山东省702家生猪养殖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损害控制模型测度兽用抗菌药的最优使用量，从而厘定减量标准；通过进一步分析当前生猪养殖过程中兽用抗菌药的用药种类和用药结构，提出兽用抗菌药的有序减量路径，旨在为推进兽用抗菌药减量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
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的理论分析
　　兽用抗菌药减量
　　兽用抗菌药是指抑制或杀灭细菌、且在兽医临床上用于预防和治疗动物细菌性感染的一类药物。当病原微生物侵入抵抗力较弱的动物体内时，需要及时使用抗菌药，否则病原容易在动物群体中扩散，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并降低产量；当动物感染了多种病原微生物时，需要联合用药，2种兽用抗菌药相辅相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临床上青霉素与链霉素联用能使链霉素更易进入细菌发挥作用，从而扩大抗菌谱，这在药理上通常称为药物的协同作用；反之，若联合用药不当，药物之间可能出现拮抗作用，从而降低药效，甚至诱发毒性。因此，兽用抗菌药使用量并非越多越好，是存在最优使用量的。在新发展背景下，亟需切实推进减量。
　　生猪养殖主体利润最大化的根本诉求
　　作为理性经济人，养殖主体通常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做出兽用抗菌药的使用量决策。兽用抗菌药使用的利润最大化要求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兽用抗菌药的边际产品价值是每增加一单位兽用抗菌药投入所带来的生猪养殖收益，兽用抗菌药的价格即兽用抗菌药使用的边际成本，当最后一单位兽用抗菌药使用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恰好等于兽用抗菌药的价格时，表明达到了最优使用量。而且兽用抗菌药超量使用对生猪养殖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印证了兽用抗菌药边际收益递减的事实，因此在经济学角度，兽用抗菌药是存在最优使用量的。然而囿于当前生物防控技术薄弱、养殖主体兽药知识欠缺以及职能部门监督不力等现实障碍，兽用抗菌药实际用量会偏离利润最大化的最优使用量，这显然与生猪养殖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诉求矛盾。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2018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案（2018—2021年）》重点关注了我国药物残留以及动物源细菌耐药问题，并首次提出兽用抗菌药“零增长”目标；2020年国务院发布的《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进一步突出了动物源细菌耐药问题，其中提到要加强兽用抗菌药综合治理，实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这表明细菌耐药问题是影响兽用抗菌药超量使用的重要原因，养殖主体滥用药物的行为会导致细菌耐药程度加剧；紧接着2021年农业农村部再次发布新一轮兽用抗菌药减量方案，即《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21—2025年）》，其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到2025年末50%的养殖场实施减抗行动”，并提供了减量指导原则。由此可见，在兽用抗菌药使用普遍超量的基本事实下，国家层面兽用抗菌药减量政策的强度不断加大、行动逐渐细化。养殖水平、饲养管理水平和诊疗水平等多种方式都可以减少兽药使用量，保障动物的健康生长是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学内涵。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兽用抗菌药超量使用甚至是滥用会危害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安全，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大计相悖。因此，严格控制药物使用，尤其是兽用抗菌药使用量，降低肉源性食品中抗菌药残留，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
　　兽用抗菌药减量的有序性
　　兽用抗菌药减量并非在养殖过程中完全放弃该类药物使用，而是突出规范使用、合理配伍。依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兽用抗菌药减量化指导原则，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是指养殖主体优先从最该减、易于减的兽用抗菌药入手，逐步调整用药种类和用药结构，提高兽用抗菌药整体使用效率，最终达到兽用抗菌药减量的目的。
　　生猪疫病的危害程度不同
　　由于生猪疫病的危害、发生率、可控性等存在差异，对疫病用药的必要性需要谨慎考虑。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常见生猪疫病包括传染性疫病和非传染性疫病2种类型。非传染性疫病防治恰当便能基本治愈，而传染性疫病对生猪的危害较为严峻，发病后若没有第一时间进行隔离，便会在极短时间内进行大范围传播。因此在用药方面，面对传染性疾病时，不仅要在发病时合理使用兽用抗菌药控制疫病规模，而且需要通过药物预防从源头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将疫病控制在初始阶段，比如蓝耳病和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等传染性和致死率极强的生猪疫病，在养殖过程中可以使用泰万菌素、多西环素和氟苯尼考等抗菌药加以预防；而面对非传染性疫病时，由于此类疫病可控性高，对猪群整体危害相对较低，在可控范围内应优先减少此类疾病的预防用药。
　　兽用抗菌药的功能差异
　　因化学结构、作用机理、抗菌谱等差异，兽用抗菌药功能呈现多样性。首先，从抑制或杀灭病原微生物的范围看，兽用抗菌药分为广谱抗菌药和窄谱抗菌药：广谱抗菌药抗菌作用范围广，对革兰氏阳性、阴性菌有抗菌作用，对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氏体等也有抑制作用；窄谱抗菌药作用范围小，仅作用于单一菌种。其次，从用途看，兽用抗菌药分为促生长类和治疗类：促生长类主要包括四环素类抗生素，治疗类主要包括β-内酰胺类、磺胺类、大环内酯类、酰氨醇类和氨基糖苷类等药物。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兽用抗菌药使用种类繁多且用药结构复杂，要依据实际情况优先减少使用药效低、毒副作用大的药物，尽量减少联合用药。
　　兽用抗菌药的药物替代选择
　　兽用抗菌药的药物替代主要考虑耐药性问题和中兽药替代。兽用抗菌药耐药性是细菌对某种抗菌药产生抵抗的特性，使得杀灭该细菌的抗菌药用量增多，耐药性的产生与兽用抗菌药使用时间以及超量使用密切相关，若不了解当前生猪养殖的耐药环境而继续盲目用药，很容易因用药无效导致兽用抗菌药持续超量使用，产生恶性循环。因而从耐药性角度，应减少使用耐药性较强的兽用抗菌药，并尽可能用其他药物替代。随着中兽药的研发使用，中兽药、微生态制剂等绿色兽药都是纯天然药物，毒副作用小，对于症状较轻的一般生猪疫病，使用中兽药治愈的可实现性较大，应优先使用并替代部分低效、休药期长、易残留的兽用抗菌药品种。
基于损害控制模型的兽用抗菌药最优使用量测度
　　最优使用量测度是兽用抗菌药减量的依据。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生猪养殖主体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兽用抗菌药使用决策，而非产业转型或国家生态战略的需要。因而，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选用成本—收益视角的损害控制模型来测度经济学意义上兽用抗菌药的最优使用量。
　　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兽用抗菌药与常规生产要素不同，其使用并不能直接增加畜禽产量，而是通过防治动物细菌性疾病来规避养殖风险，从而保障畜禽产量。据此，本研究将兽用抗菌药引入C-D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损害控制模型来研究兽用抗菌药超量使用水平。
　　本研究所用数据是2023年5—8月对山东省702家生猪养殖企业的实地调研所得。调查方式有3种：一是课题组在宁阳县、滨城区、招远市、费县等地实地走访调研；二是在山东农业大学征集具有调查条件的省内在校大学生，组织他们在暑假期间对家乡及其周边生猪养殖企业开展问卷调查；三是委托有合作关系的基层畜牧单位对辖区内生猪养殖企业的问卷调查。为克服样本偏差，课题组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组织开展调查员的培训，规范调研过程，以避免调查员偏差；二是事前播放讲解视频，向受访者讲解兽用抗菌药减量使用的现实背景和政策涵义，以避免信息偏差。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39份，剔除关键数据缺失以及数据失真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702份，问卷有效率为87.75%。
　　借鉴已有研究，本研究选用生产函数模型和损害控制模型进行估计。仔猪投入、饲料投入、水电设施投入、劳动力投入在2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仔猪投入、饲料投入、水电设施投入、劳动力投入增加了生猪产量，提高了生猪养殖企业养殖收入。兽用抗菌药投入在2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兽用抗菌药能够有效减少病原微生物造成的产量损失，提高养殖收入。
　　结果显示，通过损害控制模型估计结果计算的兽用抗菌药边际生产率接近于0，即每增加1元兽用抗菌药投入带来每头猪的产值接近于0，表明生猪养殖企业在经济意义上已经超量使用兽用抗菌药。通过C-D生产函数模型估计结果测度的兽用抗菌药边际生产率为4.56，对比可得C-D生产函数模型确实高估了兽用抗菌药边际生产率。
　　为进一步计算兽用抗菌药超量使用水平，令兽用抗菌药边际生产率为1，估计结果计算出生猪养殖企业兽用抗菌药平均使用量为16.74元/头，最优使用量为9.53元/头，超量使用7.21元/头，即在当前兽用抗菌药平均实际使用量中，超量使用占比为43.07%。结合受访企业的调查数据，高于兽用抗菌药最优使用量的生猪养殖企业占比为66.67%，等于或低于兽用抗菌药最优使用量的企业占比为33.33%。并进一步统计了受访企业兽用抗菌药用药类别和用药结构，便于厘定超量使用的兽用抗菌药类别。
　　从兽用抗菌药使用类别来看，受访企业中四环素类、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与磺胺类兽用抗菌药在受访企业中的使用占比较高。具体而言，在兽用抗菌药使用占比前三名中，多西环素使用率最高，占比达到81.70%；其次是青霉素和头孢噻呋，占比分别为72.15%和69.81%；另外，金霉素、阿莫西林、氟苯尼考、磺胺嘧啶、磺胺间甲氧嘧啶、泰乐菌素、替米考星、链霉素、庆大霉素和泰妙菌素使用率也在50%以上，这表明当前兽用抗菌药使用种类丰富，对每种兽用抗菌药的优劣判断能有效促进兽用抗菌药减量使用。
　　从兽用抗菌药使用结构来看，首先在用途方面，受访企业使用兽用抗菌药既用于疫病防治也用于促生长，其中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包括金霉素和土霉素，使用占比分别为63.24%和18.50%，表明受访企业中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使用问题仍较为严重；其次在抗菌谱方面，使用占比50%以上的13种兽用抗菌药中，窄谱抗菌药仅有青霉素和链霉素2种，表明当前兽用抗菌药使用以广谱抗菌药为主。结合前文计算结果，兽用抗菌药的超量使用部分可优先从使用占比较高的药物中考虑，从疗效、用途等方面分析超量使用的可能性，比如青霉素和链霉素使用占比较高，但其通常用于治疗非传染性或传染性较低的细菌感染，且耐药问题严重，不宜将其作为预防用药；再如金霉素广泛用于促生长，且与多西环素之间会形成交叉耐药性，降低多西环素作用效果，需减少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使用。
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路径
　　基于兽用抗菌药超量使用的基本事实以及用药类别、用药结构的整体分析，本研究提出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的路径如下。
　　优先减少疗效不佳、轻症疫病的过度预防用药
　　从生猪疫病的危害程度不同出发，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应首先淘汰疗效不佳以及轻症疫病的过度预防用药。提高兽用抗菌药的使用效率是实现减量的关键所在。对于生猪疫病预防，应优先关注传染性强、致死率高和可控性差的疫病，如蓝耳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口蹄疫等，此类疫病发生不仅会减少养殖收益，也会影响养殖企业内部的正常运行；而对于传染性弱、可控性强的轻症疫病，因其发病时对猪群整体威胁相对较小，及时用药即可治愈，对此类疫病进行预防用药不仅会增加兽用抗菌药超量使用的可能性，还会提高耐药菌株产生的概率，不利于后续的治疗用药，所以对此类疫病使用兽用抗菌药预防的必要性微乎其微。具体而言，青霉素和链霉素通常用于生猪的杀菌消炎，相较于大多数生猪严重疫病，在青霉素和链霉素治疗范围内的疫病大多症状较轻，可控性强，而且经过多年使用两者的耐药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作为预防用药使用不仅效果难以保障，而且进一步加深了耐药问题，因此需减少诸如此类的兽用抗菌药使用。
　　优先减少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使用量
　　根据兽用抗菌药的功能差异，兽用抗菌药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具有促生长作用的抗菌类药物。在生猪养殖过程中，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使用随意性强，养殖主体通常不考虑疫病发生与否，习惯性的在饲料中添加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并且是长期的低剂量饲喂，严重导致兽用抗菌药超量使用，缺乏用药的科学性。这种用药方式不仅使生猪体内产生耐药细菌，降低发病时兽用抗菌药的治疗效果，而且猪肉经人食用，会使人体肠道微生物也产生耐药性，最终危害人体健康。2019年7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第194号公告中提出的“停止生产含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中药类除外）的商品饲料”指示，已经明确显现出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的减量趋势。在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中，金霉素的使用最典型：2020年我国用于促生长的兽用抗菌药占比28.69%，仅金霉素占比高达22.66%。更为关键的是，金霉素一旦滥用会严重影响其他兽用抗菌药的疗效，因而以金霉素为代表的广谱抗菌药亟需减量，防止促生长药物的持续滥用。
　　优先减少可以中兽药替代的兽用抗菌药使用量
　　中兽药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特性和药物原理，展现出高安全性和高效性，推动了生猪养殖业的健康有序发展。2007年《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中首次提出研发中兽药试剂，建立兽药安全评价体系；2016年《关于促进兽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强调要支持中兽药产业发展，加大传统中兽药传承和现代中兽药创新研究，并扶持饲用抗生素替代产品创制。由此可见，中兽药替代是推进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的有效途径。中兽药不仅可以促进生猪生长，还能直接增强生猪抗病能力，抵御细菌感染。基于此，首先，中兽药可以替代金霉素、土霉素等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例如白术可以益脾健胃，提高饲料转化率；陈皮具有消食、缓解消化不良等功效，也可提高饲料转化率，促进生猪生长；其次可以替代耐药性较严重的青霉素和链霉素使用，例如黄芪多糖可以提高仔猪免疫力，也可以抑制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在治疗仔猪细菌感染时，也可逐步使用黄芪多糖配合青霉素和链霉素使用，从而增强仔猪机体免疫力，减少细菌感染发生率。
讨论与建议
　　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的本质是“择优使用”，即在不影响生猪养殖必要的疫病预防和治疗基础上，依据药物特性、用药环境以及作用效果做出用药决策。当前，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是在政策规制、技术改进、服务提升和监督评价等复杂因素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步推进的，涉及畜禽养殖场户、兽医、兽药企业、消费者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等众多主体。整体而言，兽用抗菌药减量应从投入总量控制和投入结构调整2个角度明确减量路径。首先，在基于投入总量的兽用抗菌药减量过程中，要科学回答投入总量是多少，鉴于研究条件限制，难以有效规避数据偏差、指标量化主观以及药品品类繁多等弊端，用药总量的精确测算仍明显欠缺。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数据进行了一次有益尝试。其次，在基于投入结构调整的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过程中，兽用抗菌药精准投入和中兽药替代是最关键的环节。通过改良用药方式、升级用药机械、规范用药操作等方式逐步提升精准用药程度，如前文提到的优先减少疗效不佳、轻症疫病的过度预防用药和优先减少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使用量，都是精准用药的表现。在中兽药替代过程中，质量标准不统一、研发能力不足、药材原料成本较高等制约因素仍比较多，未来如何大力发展中兽药产品，切实发挥其毒副作用小、无药物残留、不易产生耐药性、对生态环境无污染等优点，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被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兽用抗菌药减量的新阶段。本研究首先理论阐述了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的依据，然后基于实地调查数据构建损害控制模型测度了兽用抗菌药的最优使用量，并进一步分析了当前生猪养殖过程中兽用抗菌药的用药种类和用药结构，最后提出了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路径。研究结论有：1）兽用抗菌药减量符合生猪养殖主体利润最大化的根本诉求，是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由于生猪疫病的危害程度不同、兽用抗菌药的功能差异以及兽用抗菌药的药物替代选择，应开展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2）当前受访企业兽用抗菌药投入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0，最优使用量为9.53元/头，超量使用7.21元/头，且四环素类、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与磺胺类兽用抗菌药使用占比较高，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和广谱抗菌药使用较为普遍。3）兽用抗菌药有序减量应优先减少疗效不佳、轻症疫病的过度保健用药，应优先减少促生长类兽用抗菌药使用量，应优先减少可以中药替代的兽用抗菌药使用量。
　　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教育培训，切实提升利益相关主体的兽药减量能力。兽用抗菌药减量涉及兽药企业、兽医、养殖场户等诸多利益相关主体，应从政策宣传、示范案例、考核评估等方面开展教育培训，提升相关主体的兽用抗菌药减量意识和能力。例如，常见病的兽药选择、耐药性问题等知识的培训，有助于改善养殖主体的用药操作，保障用药效果，进而推进其兽用抗菌药减量。
　　二是完善产业政策，加快生猪产业链相关行业的转型升级。推进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实际上伴随着对产业链相关行业的改造升级，政府应着眼于行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完善产业扶持政策。比如，通过提高兽药研发补贴引导兽药企业开展低毒高效、休药期短、低残留的新产品研发，并推动中兽药产业振兴；持续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生猪养殖，切实提升养殖场户的生物安全管理水平等；有序推进兽用抗菌药减量的生态补偿，引导兽医、养殖场户积极参与减量；推进减量标签的产品认证，通过终端销售倒逼产业链绿色转型。
　　三是强化政策落实，加大兽用抗菌药使用风险点的监测力度。继续开展当前兽用抗菌药使用的现状摸排，从休药期、药物残留等技术和管理等角度进一步厘清兽用抗菌药减量标准；加强对兽药生产、兽医处方、养殖场户用药、药残监测等风险点的监督监测，有条件地推进兽用抗菌药减量的评级和奖惩；运用质量追溯搭建兽用抗菌药减量的长效倒逼机制，动态推进兽用抗菌药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