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兰州大学合办中国草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博导、名誉院长，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南京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农业伦理学开创者。

　　中国农业伦理观的缺失是我国农业的短板，导致中国农业出现跛脚状态，在发展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建设时代性的农业伦理观，可以从源头上破解“三农”问题，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

　　主持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焦宏　赵宇恒　郭少雅

　　如何加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怎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诸多难题？“三农”问题能否从源头上破解？这些困扰我们的话题，在中国农业伦理学中都能找到解答的思路。作为一门建立不算太久的学科，中国农业伦理学的丰富内涵、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指导意义都尚未被大家充分认识与接受。为此，本期对话特别邀请中国农业伦理学开创者任继周先生，围绕农业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进行深入阐释并展开探讨。

　　农业伦理学从何而来？

　　——中国农业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有两个基本动力，一是智能化生态文明的新远景，二是面向海洋不断加强的开放之风

　　主持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农业伦理学话语体系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是您开创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虽然我们的农业伦理学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某种农业伦理观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农业科学的发展。什么是农业伦理？我国农业伦理观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任继周：农业伦理学属于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伦理学是人生的第一哲学，它的存在是人与外界关系亲疏级别的划分，人类认识自然就从伦理观开始。“他是谁？他跟我什么关系？”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开始。伦理学处理的是“第一”关系。比如，最早的伦理学存在于原始氏族社会、封建社会，是以血缘亲疏为“第一”关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说的就是这种关系。再比如，工商文明以物质为“第一”关系，后来又异化为资本、金融。简言之，这种理性“第一”是科学发展的源头。而信仰“第一”是各种宗教的源头。这种源于理性“第一”的伦理学是人类社会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基石。

　　农业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以下简称自然系统）的认知和加工。以此为原点，必然延伸为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系统，从而发展为社会生态系统（以下简称社会系统）。任何社会系统必按照各自的游戏规则正常运行。游戏规则是以不含个人私利，“思无邪”（《论语·为政》）的公平、公正为原则的，保持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持久、共处不断繁荣之道。依据唯物辩证法，非公平、公正的，反游戏规则的丛林法则必然同时发生。两者纠缠过程中产生社会文明。所以说，农业伦理是人类文明最初的萌芽。农业系统从本质上说，就是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耦合。农业本身内涵不容忽视的农业伦理关联，表现为多种农业子系统之间彼此耦合和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即道德关怀。其中既包括对自然系统的道德关怀，也包括对社会系统的道德关怀。

　　根据前面讲到的“第一”关系，中国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皇权社会和近现代的工商文明社会5个阶段。在农业文明的开始，是依据家族血缘的亲疏，来处理食物分配和互相关怀的程度。后来到了周朝，有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和对社会系统贡献的大小，分享社会地位、工作和求生的物质权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是以自然观为原点的中国农业伦理学的开端，即史称的礼乐时代。进入皇权社会以后，董仲舒的天命观取代了老子、孔子的自然观。天子受命于天统御天下，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伦理系统建立了皇权社会系统。皇帝是“圣人”，皇帝一言既出，就都是“真理”。中国农业伦理观在信仰“第一”的框架下，被严重扭曲。有一些人也搞一点理性的东西，那是个别的，总的来说，是信仰“第一”的“唯上”之风，绵延不绝，直至晚近。

　　主持人：当前我们为什么需要农业伦理学？中国现代农业伦理学的意义何在？

　　任继周：“三农”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的“三农”问题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从未停止过支农，城乡差距却依然存在？成千万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和社会关怀，将给社会留下怎样的隐患？怎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诸多难题？数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中国独有的农业特征，即二元结构，也给我们留下了农业伦理学的特殊难题。中国农民没有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益，处于农业伦理的失语状态。中国农业伦理观的缺失是我国农业的短板，导致中国农业出现跛脚状态，在发展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建设时代性的农业伦理观，可以从源头上破解“三农”问题，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

　　中国农业伦理学这一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从经验农业科学到理性农业科学迈出的重大步骤。中国农业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有两个基本动力，一是智能化生态文明的新远景，二是面向海洋不断加强的开放之风。目前面对实现生态文明的农业新任务，回归自然已为全球属望。中国现代农业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挣脱城乡二元结构和与之俱来的耕地农业系统的束缚，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完成现代农业构建和与之相应的伦理观。农业生态系统科学回答农业行为的是与非，农业伦理学回答农业行为的对与错、善与恶。而农业行为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农业伦理维度。

　　农业伦理的维度是什么？

　　——以四维为纲考虑问题，就可避免被一方“绑架”。这里说的“一方”不只是旧道德，也包括政策指向

　　主持人：刚刚您讲到了“农业伦理的维度”，我们知道，您提出了农业伦理学以时、地、度、法等四个维度为核心的基本理论框架。为什么要从这四个维度来探讨？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任继周：一般的伦理学讲的都是道德、责任、修养等。我为什么用了时、地、度、法这四个维度？因为农业是人类对自然系统农艺干预而生发的学科，农业生产就是对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进行改造，有投入，也有产出。自然系统是生命体生长发育的过程与条件。“时”和“地”这两个维度，讲的就是自然系统必然的物质基础。

　　另外，农业生产会产生产品。就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达的观点，有了产品才有家庭、有财富。这就有了分配的问题。因而发生分配的系统框架和操作程序，进而就有了相应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需要“度”和“法”来维持它的有序运行。这里讲的“法”是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依归的恢恢巨网。

　　农业是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所以两个系统都要兼顾，四个维度缺一不可，偏废一方将导致灾难。

　　先说时之维，这一维度强调重时宜。时间是不可逆的，无形无相，只有当它与具体事物发生协变时，才体现其存在和功能。农业生产里讲的“不违农时”，就是中华民族对农业伦理的本初认知。关于地之维，它主要强调明地利。其中有两重含义：一是一个地方生产什么东西受当地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在说“地”的时候，实际也有“时”的因素，二者总是同时存在，只不过我们有时着重讲“时”，有时着重讲“地”，一地的自然条件决定着当地的农业形态和生产的产品。二是同一品种在不同位置生产出的产品也不一样，或者说，看似同样的东西在不同地域的社会贡献是不一样的。比如亚马孙热带雨林、东南亚热带雨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都是雨林，是同一种生态系统，但是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意义，从农业的角度讲，就是有不同的农业意义。所以“地”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生产什么东西，一个是它在哪个地方，交通条件、文化条件、科学条件等都会影响农业的发展。“时”与“地”都是物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自然属性部分，人们只能认识不能改造。

　　而“度”和“法”，探讨的是人的行为规律。农业生产的度很要紧。列宁说：“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做了失度的事情，往往会好事变成坏事。有的度是可以测量的，比如温度、盐碱度等，有的度是不能测量的，是比较、估计的，会受社会影响，比如说人的胖瘦。度无处不在，时刻影响着农业生产。比如密植的水稻田，放个鸡蛋掉不下去，这就是密植得太过度了，不通风、不通光，是不合理的。所谓法，是时、地、度在农业生产应用中的综合关系，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规律始终在管着你，特别是搞自然科学的人，可能体会更多一点。自然规律只能被发现，不会被创造，并且是在反复的试错过程中发现的，凡是要创造自然规律的人，都要碰钉子。

　　主持人：农业伦理学的任务是对农业行为的对与错、善与恶等进行道德认知，并引导农业的正常发展。当我们建立了正确而完整的农业伦理学理论体系后，如何做出合理的判断避免“道德绑架”呢？

　　任继周：“道德绑架”这个问题很深刻。“道德绑架”偏于复古，不可轻视。农业伦理学采用以时、地、度、法等四个维度为核心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是要避免农业认识被偏见所“绑架”。过去也有人讲农业伦理，把一些道德的东西加进去，实际上道德是某段时间、某个地方的需要。四维结构就是尽可能避免受社会旧道德的影响，统一在四维结构里的规律是客观规律，是法、是度，在这以外都不是农业伦理学所要讲的，或者说是非农业伦理的。农业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而以这种逻辑、用四维作框架来写一本书，也是以往没有过的。

　　在《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这本书成书之前，有人说要写成这本书，光是翻阅古籍就要好几年，更别说再从中抽象出规律性的内容，耗时耗力。其实不用管那么多，就是紧紧扣住时、地、度、法，只找与时有关的事、与地有关的事、与度有关的事、与法有关的事，别的一概不管，把那些圣人懿旨、长篇大论排除掉。有的人不知道农业伦理学是干啥的，我就跟他们讲，过去我们农业遭受的损失其实不只是具体科学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问题。避免了“道德绑架”，也避免了被错误政策绑架，也就避免了唯上、唯书。如果以四维为纲考虑问题，就可避免被一方“绑架”。这里说的“一方”不只是旧道德，也包括政策指向。这或许是我们的一点创造。

　　现代农业伦理观有何特点？

　　——农业文明不完全等同于农耕文明，农业是很广阔的、博大精深的。所谓十年九旱，旱是常态，那还叫灾吗？人们硬往“常态”这个墙壁上撞，碰得头破血流，就成“灾”了。这就是陷入了局限中，把思想弄僵化了

　　主持人：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时期的农业伦理观相比，现代农业伦理观有哪些特征？

　　任继周：首先要说明，农业文明不完全等同于农耕文明，农业是很广阔的、博大精深的。这就要涉及农业伦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农业层积之法，这也是农业伦理学的必要基石。农业文明包含植物生产层、动物生产层、前植物生产层、后生物生产层等4个生产层，包括农业、渔业、林业、牧业等，而农耕文明则主要处理植物生产层一个生产层中粮食这一部分。中国传统农业结构，从秦汉时代的“辟土殖谷曰农”到近现代的“以粮为纲”，3000年来处于一个结构扁平、阈限狭窄的耕地农业的生存空间，违反了农业伦理学层积之法的基本原则，并偏离了农业伦理学生存与发展的正确途径和目标。如果仅以粮食高产为目的来追求农业现代化，无异缘木求鱼，只能留下历史遗憾。

　　比如，过去甘肃定西十年九旱，旱是常态，那还叫灾吗？人们硬往“常态”这个墙壁上撞，碰得头破血流，就成“灾”了。前面谈了，我们在不适宜耕地农业的地方来搞粮食生产，就是违反常态的农业。这就是陷入了局限中，把思想弄僵化了。如何避免陷入这种思维僵化？拿农业伦理学的时、地、度、法来衡量就会比较清晰了。再比如，过去我们过于追求农产品完全的刚性自给，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不然。“民以食为天”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不可改变的铁律，但“民食”不同于谷物中的“粮食”。根据农业伦理学时之维与地之维的理论，有些农产品我们可以自给，有些则不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食物的需求更加丰富，这也意味着不能实现完全自给的东西同样越来越多了。除了一些战略层面的需要，农业生产更多要打破完全刚性自给的思维定式，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考虑农产品供应的问题。这就讲到了农业伦理学的又一个特点——系统耦合。

　　系统耦合的力量很大，农业各子系统之间发生系统耦合，可以产生指数式效益倍增。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系统耦合导致系统进化将由连锁式发展到网络化，将呈现多元化、指数式增长。这又会促进新系统、新生产层的产生。耦合的层次越多，生产越丰富，资源开发得越好。这对分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就是要我们忽略那些各生产层的次要管理因素，抓主要矛盾。分层管理矩阵网络系统就是现代农业伦理观的具体式样。打个比方，如果上级直接要求某个村某块地种什么养什么，显然是不科学的，它把一层一层耦合全破坏了。系统耦合是现代生产——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现实中凡是能够充分发挥系统耦合作用的，农业就能够兴旺、能够带来更好的效益。片面强调完全刚性自给的小循环本身就排斥流通，是我们要扬弃的。

　　农业伦理学中的系统耦合还有一层含义是社会的系统耦合。只要有系统耦合，就会有系统相悖，在发展过程中，固然会产生一些弱势群体，但根据系统耦合的原则，这些弱势群体同样作出了贡献，因此系统耦合中的强势一方要关怀弱势一方，要给他们以出路，而非排斥、看不起。由此才能适当化解系统进化中的不利因素，减少社会进步阻力，保障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社会文明才能得以和谐稳步前进。

　　如何用农业伦理学解释“三农”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要继承人类各个阶段文明的科学成果，集其精华。虽然我们对后工业化时代的生态文明还不够熟悉，但我们应有勇气，厘清工商文明的利弊，而不是以固有的农耕思想来嘉赏千年不变的田园风光

　　主持人：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农业生产要完全回归自然，减少甚至是摒弃农药、农机设备等现代科技的介入，这样才是真正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坚持农业伦理观要完全抛弃工业化的成果吗？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当如何合理应用农业伦理学？

　　任继周：解释这个问题又要提到开头讲到的一组概念，游戏规则和丛林法则。游戏是人的本能、天赋，但兽类也有游戏，兽类与人类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游戏规则。与之相对的，就是生存原则，或者说丛林法则。前面说过，农业作为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耦合体，是自然系统的人为干预产物。因此，农业伦理学作为农业耦合体的行为道德准则，既包含自然丛林法则，而又超越自然丛林法则的道德表述。农业耦合体的动力学逻辑判明，农业社会的发展应受丛林法则与游戏规则两种力量制约。游戏规则与丛林法则两者在互相纠缠中，客观地共同体现时代特征。

　　国家对农业一贯重视，农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重中之重”的地位从未动摇，几十年来各类支农措施从未间断。但为什么“三农”问题却依然存在？在农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中，工业丛林法则在哪些环节，发生怎样的影响不容忽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国工业化各类污染的“千条线”集中在了农村这“一根针”上，还有农民急于摆脱贫困，农村青壮年争相进入城市打工，农村出现空巢化。这都是工业丛林法则在起作用，是我们农业伦理学建设的精神赤字。

　　而农业的游戏规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正能量，农业的道德规范即农业伦理学的四维原则。只要有农业，就需要这样的道德规范。丛林法则与游戏规则两者都属生态系统的本然禀赋。两者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两者在纠缠中共同推动社会前行，关键在于以农业耦合体的多维结构管住游戏规则与丛林法则的纠缠适度。比方说，研究某个县的发展方向，不能“官本位”，不是某位县委书记规定怎么做就一定是合理的。要用游戏规则来公平地处理技术和科学上的问题。遇到类似情况，要有意识地按照时、地、度、法这四维来看看合不合理。时间对不对？地点对不对？我们利用其他地方生产的农产品，交换过来行不行？

　　回到前述问题，如果以农耕文明视角看，排斥工商业、排斥农业生产的多样性，等于废除了系统耦合这一发展生态系统的钥匙，摒弃大部分农业资源。偏废的自然系统必然走向衰落，这也是我国农业致穷的老根。把农业生态文明异化为复古的农耕文明不对，把农业文明异化为农业的工业化同样不可取，这些都是对农业认知的根本错误。生态文明建设，要依据自然法则，“道法自然”，继承人类各个阶段文明的科学成果，集其精华。

　　主持人：说起生态文明，如今不少人都有“田园梦”，有相当一部分人将乡村视为“诗与远方”，甚至是“乌托邦”。从农业伦理的角度要如何看待这种观念？

　　任继周：后工业化时代，世界资源，包括农业资源的流通性已经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已自觉地提出后工商文明的关键词，“美丽中国”和遍布全国的“美丽乡村”。“美丽”不是空洞的，包含了富裕和幸福。回归自然是趋向生态文明，也是后工商文明发展的唯一出路。生态文明是把农业置于大自然运行规律之下，过去一切有益于农业生产而无害于生存环境的理论和工艺，都应充分发展和利用。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还会有许多尚未认知的新领域等待我们探索。

　　遗憾的是在众多评论工商文明缺陷的言论中，有人对消费大量农闲时光的“慢节奏”、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甘饴回味。殊不知工业社会所谓“慢”，是用来调节日常的快节奏的，绝非一慢到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并没有过时。如今我们面临后工商文明的新机遇，与先进国家差距近在咫尺，切莫再次错过这次文明转型的良机。虽然我们对后工业化时代的生态文明还不够熟悉，但我们应有勇气，厘清工商文明的利弊，而不是以固有的农耕思想来嘉赏千年不变的田园风光。

　　主持人：农业伦理学不是就农业论农业的，我们应如何进一步挖掘或拓展中国农业伦理思想内涵？

　　任继周：要用一种更加开放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农业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恢复农业的伦理学话语权，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最近对一些国家实施了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还有每年召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都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体现，是好事。农业伦理学同样要求打破自身的墙、打破这个圈子，但与此同时还要关照自身的安全，掌握好这个分寸很难。

　　此外，向后工商文明的转型过渡期也不会很短。从自然观的封建制到天命观的皇权制，花费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用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尽管现在社会发展速度更快了，但也并非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要做好长期准备。

　　当前开展农业伦理教育的还只有少数大学。我们过去专业分工太细，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通气，多数农业工作者不知道农业伦理学是干什么的。因此，进一步构建完善这门学科，就需要提倡通材教育、办好综合大学，强化专业教育的综合性。绝对不能把学科分得很细，学了现代化技术就完事了。

　　主持人：其实农业伦理学中的很多观点，与当前提倡的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大生态观等不谋而合，让我们深受启发。比如您讲到的“十年九旱不是灾”“农业文明不完全等同于农耕文明”“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共存”等，都是在提醒我们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要尊重当下发展阶段、尊重区位特点、尊重发展规律、讲究适度。感谢任先生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下期本栏目将继续就农业伦理学的实际应用展开交流与探讨，敬请期待！